巴门尼德说：存在只能和存在紧接在一起，万有存在归一。
音乐的目的在于教化，郑卫之声、桑间濮上之音之所以成为排斥的对象，就是因为郑声淫，不符合人道之正的要求。《论语·微子》中有这样的记载‘齐人归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
音乐由外在的声舞之乐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愉悦，声音之曼妙转化为心灵乐感《论语》多处从内心愉悦的角度上使用乐字，并从道德含义上提倡这种内在体验。郑声过于虚幻缥渺，令人听后失掉中正之气而惑性乱心。音乐以中正平和为美，音乐中的悲伤与喜悦均不可过度，否则会造成心灵上的放荡无归。何谓仁？孟子云仁，人之安宅也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显而易见，孔子重视的，不仅是音乐本身的美，而且是音乐所要传达出来的东西，是音乐的内核，即音乐的善。
这里反映的是孔子在鲁国任职时候的音乐行为，对于鲁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礼的本源就是人心之仁，所以如果做了悖礼之事，人心之仁就将丧失，行为就有违中道，伤身害己。进入 林安梧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公民社会 。
因为两者相比，后者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，所以就显得很有力量。当然，儒道佛三教可以与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开展更多的对话。我认为，孔子像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必和政治风向过多联想。当然树立孔子像我觉得是急了一点，至于移开孔子像也急了点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社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不道德、无信任、没人性的事件挑拨着人们的神经，突破着人们的心理底线。这些年大陆方面在很努力地做这方面的工作，就是如何让老百姓的心灵有安身立命的感觉，就是要恢复中华文化，恢复儒教和道教，当然佛教力量本身就比较大
[35] 《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版。罗根泽认为，墨子提出尚贤，而老子提出不尚贤，那么，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。如梁启超认为，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，与《五千言》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，所以《老子》不象为老聃所书。至清代，汪中[4] 和崔述[5] 坚持老子并非李耳，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。
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另一方面择善而从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。[6]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，见《饮冰室合集》第38卷，第50-68页，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。就第一个问题而言，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，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。
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：梁启超[16]、钱穆[17]、罗根泽[18]、谭戒甫[19]等。他在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中说：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
钱穆认为：孔墨均浅近，而老独深远。[13] 高亨《重订老子正诂》，北京，古籍出版社，1957年版。
他们坚持认为，《老子》出于老聃之手，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。引自张扬明《老子考证》，台湾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，1985年版，第260 页。汪中《述學、補遺、老子考異》，揚州書局重刊本。《老子》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，即《老子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道经》、《德经》、《德道经》、《五千言》等。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。其五，老子的话太自由太激烈，不像春秋时人所说。
[8] 胡适《中国哲学史》卷上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6年版。孔子去，谓弟子曰∶‘鸟，吾知其能飞。
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，因此，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，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。又多以口传，故章有韵。
而且孟子未提到《老子》，不等于《老子》就必然不存在。当然，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（即文献）和物证（即出土文物）的支持，坚持无征不信，言必有据，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，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，从而存真复原。
又在同页注中指出：全书皆三四言韵语，间有散句，盖后人所加，与东周时代之散文，截然不同。因此，是否可以说，《老子》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，它并非对话体，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，在其流传过程中，为后人所修改，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。《诗》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，为什么《老子》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?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，私人著作当以《论语》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，经不起推敲。一般认为，甲组更接近于更早的祖本，丙组则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今本大体相近。
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《老子》，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，是战国时的作品，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(如《论语》)。节选自《东方大哲的玄思：老子》 进入 王岳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老子 。
[16]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，载《饮冰室合集》第38卷，第50-68页。[9] 唐兰《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32-351页。
[17] 钱穆《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383-411页。我以为，《老子》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，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，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，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。
至于战国辞语问题，只能说明《老子》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，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[29]。因此，老子不应是子虚乌有的杜撰，而是已然从历史的有意或无意误读中浮现出来：老子姓李名耳，字聃，为楚人，生于春秋末期(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，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约年长20岁)，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，孔丘曾向他问礼。载罗根泽编著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香港，太平书局，1962年版，第311页。因此，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，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。
[18] 罗根泽《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》，载《古史辨》，第四册，第449-462页。然后，才是《老子》是否由老子所著。
其六，《老子》书中用王侯、王公、万乘之君、取天下、仁义等用语，应是战国时期用语。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。
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，或言二百馀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